光伏企业生存状态悄然巨变

检察院是司法机关，但同时它又是法律监督机关。

其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界定不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些法律条文中并未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字样，但其深层次的立法目的却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范的具体体现。

比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等追偿权纠纷上诉案中，[9]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判前，首先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通过系统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案例，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不规范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接近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易于唤起情感共鸣，因此可以作为积极修辞的重要说理材料，构建论证理由，发挥提升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功能。作为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指导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价值引导功能。同时要紧紧以个案为基础，围绕本案的诉讼主张和诉讼争点、结合庭审情况进行推理，做到有的放矢。

由于民事领域存在较多的空间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来解决，[59]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成为说理的依据之一。但是从法源的形式上看，传统美德、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不同形式的不成文法源类型，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涵盖的关系，因此应当并列适用。赞同与反对西方两种态度有何种表现，两者关系的异同又在何处呢？ 在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之下，中国成为没有(现代)法律的国度，中国既有的法律成为了野蛮、落后及残暴等象征。

在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中国在线性历史进化进程中处于落后的位置，中国的法律是落后的、不正义的、不能保护人权的法律。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再也无力抗拒西方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了⑦。具体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上海：中华书局，2011：176. ③当然，索罗斯也没有忘记交代反射性理论具有的局限性，反射性理论只能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问题。要是这么做的话，同样会落入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陷阱中。

萨义德在对命运多舛的巴勒斯坦人身份予以思考时就发现，巴勒斯坦人所扮演的角色由其他阿拉伯人安排[2]。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全球治理参与的日渐增多及主体意识日渐增强等变化的出现，如何向其他国家表达和解释中国，如何推进中国对世界秩序想象的点滴实现，如何构建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则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是以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作为自身的判准，显然一定时间内我们选择了后者。具体参见：胡必亮.关系共同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4. (14)近代以来的日本、埃及及拉美等国家、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就处理得比较好，他们能以自身为中心，建构世界秩序的图式。二是使用我者、他者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词和思维。法律东方主义对东方(中国)所设定的形象，如上文所言，是以西方国家为基准而形成的观念，如果中国接受法律东方主义所设定的关于自身的形象，紧接而来的则是：不得不接受法律东方主义所设定的解决措施。

二是历史进化意义上的东方，西方国家在现代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了线性的历史进化观和同质化假设。在我者—他者关系中，有没有一种完全是基于客观的比较、定位呢？结论是否定的，因为任何比较都是构筑在主体认知的基础上。上述问题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中国的运作中，西方国家在中国不断取得治外法权，中国无法实现独立、自强及民主的目标等。也就是说，德国自身文化的丧失使得德国不再能称之为德国，最终导致德国失败的后果。

当东方(中国)不断地呈现自身的特殊性时，恰好是验证了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正确性。将经验进行理论化处理时，必须要采用他者能够理解、接受的语词和思维。

对法律东方主义的反对，乍一看似乎与赞同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但如果仔细反复揣摩的话，则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实际大于分歧。我者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究竟应采用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并非是我者单纯意志的结果，而是我者基于对自身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判断。

基于此，本文在对法律东方主义进行勾勒与反思时，认为需要认真加以讨论的问题有五：一是何为法律东方主义，主要交代清楚作为议题和问题的法律东方主义的来龙去脉。一如张仁善在评价沈家本为代表的清末修律群体时所言，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要收回治外法权，只对中律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须彻底改变旧律体系，移植外来法律文化[7]。那么，在我者—他者关系中，我者关于他者的知识从何处而来？客观实际与主观表达，是我者关于他者认知质料的两种来源，客观实际是我者眼中所把握到的客观实际，主观表达是他者在向我者表述自身时的建构。比如，吉尔兹通过构造地方性文化概念，试图打破和击穿西方线性历史进化观所具有的认识逻辑上的弊端，如其所言，想要了解他人，就不能尝试将他们的经验安置在我们这种观念的框架中去审视(被过度标榜的‘同理心着落在实际上，其实通常也不过如此)，而必须将我们的观念摆到一边，从他们自己关于‘何谓自我的观念框架中看待他们的经验[6]。总之，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发展体系，当前中国的既有模式是一种最为适合中国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反对西方所有观念、体制及制度的态度。基于主观而对他者给予反对。

同时，随着中国更多的参与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其他国家、区域必然也会产生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我们应如何处理好东南亚、南美、非洲、中东及印度、日本、韩国等眼中的法律东方主义呢？显然，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具体参见：(印)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9. ⑨如许倬云所言，无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

我者—他者关系中，他者也是另一种我者—他者关系中的我者，此时的我者要是以他者关于他者的幻想作为打量自身的判准，所产生的认识上问题则是一目了然。为阐述清楚自我东方化所具有的认知危险，有必要从认识与行动、法律东方主义认知下的东方及法律东方主义与东方现实之间勾连起来时所形成的隐蔽的示范性暴力等问题切入。

在神学时代，人类有关他者的认识是经由自身的想象而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虽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有关神话的想象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区别，但结构却是一样的。只有意识到上述两点，才会发现讨论法律东方主义，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和反驳法律东方主义本身，而是要超越特殊意义上的法律东方主义，从普遍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东方主义所具有的价值。

洋务运动及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的提出，抑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既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驱动使然，更是自身有关世界图景的节节败退所致，也是不断接受法律东方主义逻辑的结果。在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中，美国样式的个人乃是历史的普世性主题，而没有差别的中国大众则是其客体——生活在传统的专制之下，等待被解放并被纳入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主流之中的无知的追随者[3]。具而言之，比较是主体对客体进行主观建构之后的产物。具体参见：陈金钊.论真诚对待法治[J].法学杂志，2017(11). ⑤鲁楠对络德睦的自我东方化观点的反驳值得关注，其认为当作者谈论现代民主和法治之时，似乎认为这种民主法治模式是西方的专利，而中国更应该遵循古训，依从古法，按照传统帝制的法律及其传统进行社会安排，这样才算不自我东方化。

而乌托邦则是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自觉地在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13]。地方性知识、在中国发现中国等观念同样也是促进西方更好地了解他者，两者在此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内容提要：法律东方主义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具有特定的立场、逻辑和目的。……只有那些极富于这种技能的、为数极少的民族，例如日本，方能平稳地过渡到发达经济和现代政体的社会中。

线性历史进化观意味着，人类社会只有一条进化路线。通过将中国视为诊断和医治的对象，进而可以开出种种不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不仅不能仅做特殊性解释，更要注意其所应具有的进行普遍解释的能力。对比于当前思想格局现状，形成一套立场清晰、体系连贯的自我认知体系就显得格外的紧迫。只要有我者—他者的关系，就会存在法律东方主义的现象。再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要求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在此的法治、德治各自的内涵为何？法治与德治相互关系为何？显然，对于上述经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或开展特殊性论述，而应将其进行理论化处理、普遍化提升(14)。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发明的原初动因就在于，认识和分析原初社会的结构及发展。萨义德认为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一个概念，西方学者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即：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这是西方以自身的空间位置来看待和建构外在于自身的国家、区域而形成的概念。

基于他者自身的表达基础上而形成的我者—他者关系及我者关于他者的认识，则是可建构、可争辩的。之所以拿该事例说明，目的在于指出，内在而非外在立场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种心理产生在于进步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迎面相撞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共和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以来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做法。